年度历史图书选摘|南北战争三百年

东方历史评论2019-02-12 10:00:00

撰文:李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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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编辑部评选出15部图书作品为“2018年度历史图书”(点此查看榜单)。我们在春节期间陆续刊登获奖作品选摘。祝各位读者新春愉快!



每当人们谈到中国古代战争,脑海里就难免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两军大将阵前“大战三百回合”,战败一方全军四散溃逃,一场大战便宣告结束。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往昔的浪漫想象,而《南北战争三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正是要通过扎实的史料爬梳与理性分析对中国古代战争“祛魅”。全书还原古代冷兵器战争的本来面貌,探讨战争、战役背后的诸多制约因素,不仅有地理环境,还包括政治文化、统帅意志、能力的影响等偶然性因素,最后更进一步从战争这个互动的、“活的”视角考察历史与社会。本书虽然主要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其关怀却扩至整个中古冷兵器战争时代。


以下文字选自该书。




1


晋灭吴之战的另一种可能


西晋灭吴之战的最高决策者是晋武帝,他的判断和决心最终促成了统一局面。但是,以贾充为首的反对者始终未曾放弃对伐吴事业的批评和阻挠。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晋武帝出于制衡群下、防范边帅叛变的考虑,有意识地制造两派臣僚互相批评、攻讦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当时正在形成的士族对皇权的掣肘,致使晋武帝对某些士族成员不得不保持优容姿态,特别是像贾充这种曾为司马氏夺权立过汗马功劳(杀死高贵乡公),同时又身在朝廷,没有外叛之虞的高官。


晋武帝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力主伐吴的代表人物,羊祜的作用格外重大。他的意见坚定了晋武帝伐吴的信心,而且为伐吴事业提携了最重要的人才:朝中的张华和荆、益二州的杜预、王濬,在伐吴之战中,荆益二州军队是最为积极的力量,不仅迅速解决了上游吴军,且参与了整个长江江段的战事,直至占领建邺。


主战派与反战派的互相攻讦牵制贯穿了伐吴之战全过程。这使得主战派的将帅时时小心戒备,防止授人以柄,从而避免了出现类似钟会据蜀的阴谋。但另一方面,这种争执又使得伐吴事业几乎功败垂成:在战事第一阶段,如果荆益军队在西陵到江陵的战场上遭遇挫折,战局稍事拖延,必然因为贾充等人的反对而告中止,而主战派也难免遭到清算;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如果王濬在牛渚江面接受了王浑的调度,渡江攻建邺之举也势必拖延,届时贾充以最高指挥官(大都督)身份作梗,也很可能使伐吴大计功亏一篑。毕竟,在王濬舰队击败三山的东吴舰队之前,东吴还拥有最后一支保卫长江的水师主力。如果晋军攻势稍为放松,东吴完全可能重建长江上的优势。



在战事开始之前,王濬已经有过对东吴内政变化的担忧:“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且从后来的历史看,这种变局也并非不可能:550 年代,江陵的萧绎朝廷被西魏攻灭之后,江南地方武装迅速分化、重组,陈霸先武装在混乱中崛起,抵抗住了北方政权的攻势,使陈朝在江南的统治又维持了数十年。而从西晋自身的情况看,如果280 年的伐吴战事进入拖延,也将逐渐丧失对江南的优势和扩张性:


首先是西晋政治的内因:当时士族阶层的封闭和壮大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遏止。这个阶层文化上崇尚清谈狂放,生活上奢侈腐化,政治上则萎靡保守。张华和王濬在伐吴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恰恰不是士族出身,他们在世时饱受歧视排挤,而在他们之后,通向上层社会的大门已彻底关闭,彼时不可能再出现这种有作为的政治人物了。从这个角度讲,平吴之战是西晋王朝在堕落沉酣之前的最后一次振作,而且有幸获得了成功。


再从西晋的外部局势看,当时内迁的少数民族已经活跃在从关中到并州的内地,且塞外的鲜卑等部族叛乱此起彼伏。如果西晋未能及时灭吴,南方战线占用大量驻军,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资源将捉襟见肘,也会使西晋政权陷入南北方无法兼顾的困境。当这种困境进入极端时,将是和西晋末“刘石之乱”相似的局面,即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从这个角度说,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的南北分裂局面几乎是注定要出现的,西晋灭吴只是将这个局面推迟了三十年,并使南方政权从孙氏改为司马氏而已。


2


隋军灭陈之战的部署


总体规划


581年杨坚代周建隋,隋朝已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的三千余万人口,而陈只剩江南之地和区区二百余万人口。这种形势和晋灭吴之前基本相似,但隋将战线向南推进更深,在三峡以东,隋几乎已全面控制江北地区。这比三国时东吴尚保有江北一些堡垒、城市的局面又有不同。随着杨坚政权的巩固和隋朝国力的壮大,隋开始进行渡江平陈的部署。


对于隋朝将帅们来说,三百年前晋灭吴的战略肯定是其制定进攻方案的重要参照。但在战事开始后,各种因素又导致了战役进程与晋灭吴并不完全相同。本节将讨论隋军对晋灭吴战略的借鉴,并分析哪些因素导致了不同的战役进程。

开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杨坚已经发布了讨伐陈朝的诏书。依照以往北方政权南伐的惯例,作战季节会避开盛夏雨季,所以到十月,隋朝才完成伐陈的战略准备,晋王杨广受命为淮南行台(驻扎寿春)。到十一月,伐陈主力才从长安开赴前线。这和晋武帝在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启动伐吴的时间完全相同。隋0-伐陈的整体部署为:


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于是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清河公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宜阳公王世积出蕲春,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落丛公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


隋军基本沿袭晋伐吴的战略部署,只是稍有改动。《资治通鉴》此处取材自《隋书·高祖纪》,但《隋书》对诸统帅多记爵位,而《资治通鉴》则记为实际职务,比较便于观览。下面就结合《资治通鉴》进行详细分析:


东线:贺若弼出广陵渡江。《资治通鉴》作:“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这和晋徐州都督司马伷的出击方向基本一致,但西晋在进攻之前,东线的军事基地是淮北的下邳,而隋军此时已经推进至长江之滨,前进基地已是长江边的广陵城。


中线:又分东、中、西三路。


东路,“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和晋扬州都督王浑的出击方向一致。西晋战前只控制到淮南的合肥,尚未推进到长江边,主要军事基地在扬州治所寿春;而隋军则直接控制着江北的历阳地区。

中路,“(晋王)广出六合”,即从寿春出发,指向建康对岸的江北地区。这个出发地也和晋扬州都督王浑基本相同,但当初晋军并没用直接指向建邺对岸的计划。

西路,“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和晋豫州刺史王戎出击方向一致。但晋军基地在淮北的项城,而隋军已经占据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的蕲春城。


西线:又分为东、中、西三路。


东路,“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和晋荆州都督杜预的出击方向一致。但三国时东吴一直占据江陵,西晋荆州的军事基地是襄阳;而隋军则已占据江陵。


中路,“(秦王)俊出襄阳”,这一路是襄阳的隋军舰队,沿汉江(沔水)而下进入长江。这和晋军江北都督胡奋攻击方向相同。但陈和吴不同,不能保有江北,其江夏郡治已经移到长江南岸,只能以水师阻滞隋舰队渡江。


西路,“(信州刺史、行军元帅杨)素出永安”,以水师自蜀地出三峡,和西晋王濬舰队出击方向一致。以上是隋军和晋军相同的出击方向。此外,隋军还有海道出发的一路——“青州总管弘农燕荣出东海”,即从海道直指江南。但这路隋军在战事中并未发挥直接作用。


隋军指挥序列:有三位行军元帅: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和清河公杨素。杨素的地位不能与两位皇子相比,所以隋军的战区最高统帅有两个,上游西线的杨俊和下游东线的杨广。晋伐吴时只有贾充一人充当大都督,奔波于东西两处,而隋军的部署更为合理,可以兼顾上下游同时展开进攻。另外,贾充的指挥部设在远离战场的襄阳和项城,而隋军的三位元帅(其中包括两位皇子)都各有负责的主攻方向,直接参与前线战事,显然更有效率。


隋灭陈形势图


杨素在上游的准备


在隋文帝部署平陈战事时,显然吸取了晋灭吴的经验,其中最首要的就是在蜀地大规模修造战舰,以便在开战后控制长江,保障主力渡江。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任命杨素为信州总管,驻永安(三峡西侧的白帝城)负责修造战舰。杨素本传对此的记载是:


上方图江表,先是,素数进取陈之计,未几,拜信州总管,赐钱百万、锦千段、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余平乘、舴艋等各有差。


可见杨素在永安的造舰规模颇大,完全堪与王濬在成都的工作相比。杨素于开皇五年(585年)十月到任信州刺史,比伐陈战役开始的588年整整早了三年,他能及时完成此项事业,也可旁证王濬可以在伐吴之前二年(277年)开始大规模造舰。王濬时候的益州包含了四川盆地大部地区,而在隋初州一级行政区的范围已比较小,当时巴蜀地区已经被划分为十几个州,信州只是其中之一,杨素大规模造舰,仅信州一州显然不足以提供足够的人财物资源,需要从他州调拨。杨素所任“信州总管”,必然包含了都督巴蜀地区其他诸州的指挥权,只是为史书所略。


杨素的造舰事业是隋文帝平陈的重要依仗,他对此寄托了极高的期望。还在展开攻势之前半年,开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发布声讨陈叔宝的诏书,宣称自己即将展开的灭陈大计应天顺人,其中就提到有神龙出现在长江之中,引导隋军直下金陵(建康):


益部楼船,尽令东骛,便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船住则龙止,船行则龙去,四日之内,三军皆睹,岂非苍旻爱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协赞军威!


此时平陈战役尚未开始,杨素舰队尚未驶出三峡。“益部楼船,尽令东骛”一句,应是巴蜀地区各州的舰队向信州集结。这说明造舰工程并非仅在信州一州,而是在巴蜀各州同时展开,建造完毕后驶往最下游的信州集结,归入杨素舰队序列。伐陈之战开始时,杨素被授予“行军元帅”,和杨广、杨俊两位皇子相同,高于其他任何一路伐陈军统帅。这也表现了隋文帝对杨素舰队的期望之高。


贺若弼在下游的渡江准备


在杨坚建隋后不久,就任命韩擒虎为庐州总管,贺若弼为吴州总管,负责长江最下游的对陈防务。据《隋书·地理志下》,庐州即为南朝梁之南豫州;吴州原为南朝梁、陈之南兖州,北周占据后改为吴州,治江都(即魏晋广陵城)。庐州的历阳为古代最重要的渡江地点。隋文帝将造舰任务都交给了杨素,韩擒虎和贺若弼都没有造船工作。


但贺若弼对渡江作战之事非常积极。他曾“献取陈十策,上称善,赐以宝刀”,平陈战争结束之后,他又重新编写过这些建议:


平陈后六年,弼撰其画策上之,谓为《御授平陈七策》。上弗省,曰:“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


十策在战后减为了七策,可能没有用到的三条被删去。十策出自贺若弼,这在隋朝高层已不是秘密,但贺若弼却要将其作为隋文帝的“御授”,显然是卖一个空头人情,无怪杨坚不愿领情。这曾付诸实践的七策中,三条与渡江舰船有关:


其三,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于渎内。陈人觇以为内国无船。


其四,积苇荻于扬子津,其高蔽舰。及大兵将度,乃卒通渎于江。


其五,涂战船以黄,与枯荻同色,故陈人不预觉之。


可见在贺若弼的渡江方案中,并没有等待杨素舰队到来再渡江的打算(也许已经删去的三策中有,但未派上用场,今日也就不得而知了)。所以他不准备在长江中与陈水师主力决战,而是要麻痹陈水师,乘其不备时以小规模船队偷渡。一旦踏上南岸土地,就可发挥隋军的陆战优势。第六策是渡江之后的安排:“先取京口仓储,速据白土冈,置兵死地,故一战而克。”特地强调“置兵死地”,也是因为没有信心歼灭陈舰队,夺取长江制水权。这和当年北齐两度渡江进攻建康,以及北周时贺若敦(贺若弼之父)渡江进攻湘州的态势几乎完全相同,且吸收了其父未能速战速决,最终失败的教训,准备一举攻灭陈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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