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业逃离珠三角:有人因成本去了内陆,有人因关税去了印度

AI财经社2019-05-15 22:30:30

撰文 /   周路平

编辑 /   赵艳秋








2018年,全球手机的出货量接近20亿部,其中大部分都在中国的工厂生产。而中国国内手机销量为4亿部,比2017年下降了一成。随着中国手机市场的饱和,再加上关税、人力成本上涨等因素,中国手机产业链的末端在发生新的转移——朝着成本更低或尚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地方而去。




01

到内陆去



金沙江和岷江交汇的地方,一半清如碧玉,一半泥沙浑浊,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景观。河流交汇的城市叫宜宾,这是四川的一座三四线城市。这里的空气时常弥漫着酒糟味,而酒糟味背后是当地最知名企业五粮液,这家企业给这座城市贡献了近一半的GDP。而从2017年底开始,这个内陆城市陆续引进了150多家以手机产业链为主的智能终端生产厂商。


图/周路平


朵唯目前已经在宜宾规划总部基地的建设。这个成立于2009年的女性手机品牌,曾在功能机时代有着不小的知名度。目前朵唯已经从手机生产逐渐转型到智能家居和IoT设备,以及给东南亚和南亚市场做手机代工。


相比于之前主打自己的手机品牌,给别人代工往往利润更加低廉。“最早手机还是少数人消费的贵族通信,手机制造的利润达到了100%,而现在,这个数字在5%左右。”电信终端产业协会理事长谢毅透露。于是,降本增效是朵唯不得不考虑的事情。


另一家企业邦华电子在宜宾的工厂已经开始建设。早在2014年,不断有各地政府招商官员找到邦华电子董事长周奇,希望他到内陆城市建厂生产。邦华电子是深圳一个老牌的消费电子品牌,但在手机巨头的挤压和生产成本不断高企的背景下,周奇在2017年做了两个决定:一是转型做智能硬件,二是将工厂从深圳搬到四川宜宾。


他算了一笔很详实的账。邦华在深圳坂田的厂房,租金涨到了四五十元一平方米,即便如此,房东还是更愿意把厂房改造成创客中心,而不是出租给工厂。而宜宾的政策是前三年免费,即便按市场价每平方米也在10元以内。1万平方米的厂房相当于每个月省40万元,一年接近500万元。


生产制造业对成本非常敏感,资产重,利润薄,“挣的都是辛苦钱,对成本抠得特别细”。邦华电子从2016年开始给国外市场做ODM(俗称“贴牌”),但ODM的毛利不会超过10个点。“以亿元为单位的钱在滚动,赚的只有上百万,还不如存银行来得痛快。”周奇对AI财经社说。


租金之外,人工成本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深圳和东莞的工人月薪在5000元到6000元左右,而宜宾的人工成本大概在3000元到3500元。“只要工人达到或者接近深圳的生产效率,制造成本就大幅度下降。”


更为关键的是,中小企业在沿海和在内地享受着完全不一样的待遇。朵唯一年的产值为十几亿元,在深圳这种企业多如牛毛,“多一家少一家几乎没有影响,但在内陆城市却能享受到座上宾的待遇。”朵唯手机副总裁张明楚对AI财经社说。


“手机对深圳来讲并不是一个重点扶持的产业,人家更愿意做机器人、集成电路和芯片这些高端制造。”深圳手机厂商小辣椒创始人王晓雁对AI财经社说,但手机产业能给内陆城市带来GDP,解决就业。


事实上,这场手机产业的转移从2014年左右已经开始了,经过三四年的推进,大部分珠三角的手机工厂都完成了一部分向内陆城市的转移,目的地包括河南、四川、重庆和江西等地。


这是人口密集内陆城市的机会。2014年,vivo在重庆落户,总投资额10亿元,规划的总产值达到了400亿元。2016年,OPPO也分三次在重庆拿下了总计94万平方米的土地,前后只花了5亿元。截至2017年7月,重庆的手机出货量接近1亿台,移动通信终端产值达到503亿元。



街头国产手机店铺林立 图/视觉中国


2017年,成都市成华区花6亿元投资了锤子科技,后者把总部从北京搬到了成都。AI财经社曾专门到访锤子科技在成都国机西南大厦的总部,锤子科技占用了其中两层的办公楼也是由当地政府提供。从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都能看到地方政府在引进明星项目上的决心。


中国信通院副总工程师史德年公布了一张图表,上面能清晰地看到,从2010年到2018年,手机产业在向重庆、四川和河南这些劳动力大省迁移。而现在,重庆、成都这些城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更高端的产业,包括重庆的京东方柔性屏项目,成都的紫光芯城等项目。手机产业链末端企业则选择向成本更低的三四线城市迁移,宜宾便是其中之一。




02

到海外去



另一场转移也在悄然发生。


“印度希望能成为全球的手机生产基地,或者是一个枢纽。”5月中旬,印度通信与电子协会会长Pankaj Mohindroo(莫辛德鲁)在国际智能终端产业发展大会上表达了如此观点,“同时印度也会是中国的竞争者,我们也希望跟中国在这个领域进行更多的合作。”


在中国智能手机饱和的大背景下,印度已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智能手机市场。而相比于中国内陆省份,东南亚和印度等周边国家有着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他们也在嗷嗷待哺、摩拳擦掌,希望通过关税政策和劳动力成本,来影响手机企业的决策。


在电信分析人士付亮看来,手机企业去印度建厂,主要是适应当地关税的需要。而另外一些企业搬到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更多是基于生产成本考虑。


一位国产手机创始人对AI财经社透露,现在销往印度的手机以零部件为主,然后在印度组装。“如果不是关税壁垒,中国的企业并不愿意在印度生产。”在上述人士看来,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完备的手机产业链,无论是成本还是效率都能达到最优。


2018年初,印度在1个月之内两次提高手机进口关税,从原来的10%提高到20%。中国手机企业在当地设厂获得的利润远高于把在中国生产再出口。除了印度,包括印尼等国也制定了严格的本地化生产政策,强制要求4G手机必须本地生产,否则就被挡在了市场之外。


印度和印尼的庞大市场让很多手机厂商不得不做出让步。目前,印度的手机生产厂商达2900家,手机市场规模约300亿美元,去年销售了3亿台手机,但印度市场的手机大部分还不是高端或智能手机,销售价格大约是85美元-90美元左右。


而且,囿于印度制造业的薄弱和工人素质不高,即使把手机关键部件的生产线搬到印度,当地也没有办法生产。


“印度现在处于初级组装的阶段。”莫辛德鲁在接受AI财经社等媒体采访时说,印度在承接中国的手机产业转移,但印度的生产制造暂时并不会对中国原有的手机产业产生冲击,因为手机零部件还是在中国生产,然后运到印度组装。而组装是整个手机链条中最消耗人力但附加值最低的环节。


“现在印度工人的价格只有每月一千块钱左右,工程师的价格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莫辛德鲁说,“未来5-10年,印度可能会成为新的制造中心,中国可能会往更高精的方向转型。”


正如莫辛德鲁所言,印度很多是穷人,他们要进工厂工作养活自己,而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愿意进工厂打工。莫辛德鲁开玩笑称:“饥饿是最好的源动力”。




03

转移中的困惑



尽管这种产业转移势不可挡,但很多现实问题却不得不面对和考虑。


对于中国三四线内陆城市,虽然不缺少劳动力,但熟练的技术工人依然是个短板。朵唯在宜宾当地招收了1000多名工人。张明楚对AI财经社抱怨,他们花成本培养出来的工人很快就被对手用更高的薪资挖走。而且,在目前阶段,手机的研发和设计工作还没有办法在宜宾进行,因此,朵唯在深圳还有两百多名研发人员。


周奇发现,他刚把工厂搬到宜宾时还没有办法做智能手机,只能做功能机。因为当地工人的熟练程度还无法满足生产需要。


而功能机在深圳工厂的直通率(制造业术语,指的是产品从第一道工序开始到最后一道工序一次性合格的参数)能达到90%以上,而在宜宾只有50%多。这也导致了企业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早期,成本并不会下降多少,甚至还会有部分上升。好在手机这种电子产品的生产制造工艺并不算太复杂,经过一年半载的培训,慢慢也能接近深圳工人的水平。



手机制造可以解决部分就业 图/周路平


到国外生产也同样面临诸多问题。被诟病最多的是,印度等这些人口大国的工人工作效率不高,再加上电力供应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生产。


一位手机企业负责人还提到行业内流传的一个笑话,某家中国手机企业在巴西设厂,一位工人兴致匆匆提着一袋螺丝放到主管桌子上,这是他在生产过程中省下来的。弄得中国的主管哭笑不得,不得不把这个批次所有的产品返工。


这是手机企业在向中国内陆或者国外转移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取舍问题。


另外,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也是一个考验。很多地方的产业项目和政策严重依赖财政拨款。这也意味着,美好的承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面临着政策红利打折扣或者不执行的风险。事实上,已经有手机企业在向中西部转移过程中,出现之前的承诺没有完全兑现的情况。


而对于沿海和一线内陆城市,在手机产业链末端转移后,正在向产业链高端转移。


“原来中国做的是比较下游的产业,积累了那么多的资源,现在可以发展关键零部件,这在手机产业链里可以获得足够的利润。”电信分析师付亮对AI财经社说。


这也是当下中国手机产业面临的现状:一方面,成本和市场规律在驱使着过剩、低端的产能被淘汰或者被转移;另一方面,得益于产业链条的完善,有技术含量、利润更高的产业也开始有部分突破,包括中国的柔性屏幕、手机芯片、摄像头等都开始有明星企业出现。这些企业正在成为一些城市产业园中崛起的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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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周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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